“妈宝男”背后站了个“儿宝妈”半月谈记者 段菁菁当有关“妈宝男”现象的讨论愈演愈烈，人们会不自觉地关注到与之存在“依赖与共生关系”的“儿宝妈”二者之所以为社会所关注，是因为这种不健康的母子关系不仅仅会给家庭生活造成困扰，还会给社会关系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母爱不是对孩子的占有，而应是一场得体的退出，应正视“分离”，善用“关注”，并让父亲的角色“归位”

“盘旋”在孩子上空的“儿宝妈”生活中或婚姻里只听妈妈的话，没有主见;遇事就拿妈妈作挡箭牌，“我妈说什么什么，我妈怎么怎么”，半句话不离“妈”字;不管对错与否，总是顺从母亲的意思;精神不独立，心理上严重依赖母亲……专家认为，“妈宝男”现象的重点在于“妈”——母亲在家庭生活中没有边界意识，对孩子处处“越界”： 从一饮一食、穿衣打扮、课外活动到兴趣培养、交友选择甚至人生发展，一旦孩子面临问题，像直升机一般“盘旋”在孩子上空的“儿宝妈”就会“俯冲下来”，控制甚至干预孩子的一切。

在“妈宝男”和“儿宝妈”的关系中，儿子因为长年被过度保护，呈现生活自理能力低下或心智幼童化等诸多欠成熟特征;“儿宝妈”则热衷于拥有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给孩子过分的监管和照顾，以证明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甚至是一位女性的价值。

教育学者、作家尹建莉曾在《最美的教育最简单》一书中写道，母爱的第一个任务是和孩子亲密，呵护孩子成长;第二个任务是和孩子分离，促进孩子独立若母亲把顺序做反了，就是在做一件反自然的事，既让孩子童年贫瘠，又让孩子的成年生活窒息。

对于“妈宝男”和“儿宝妈”这种畸形的母子关系，心理咨询师武志红认为，轰动一时的“吴谢宇弑母案”就是极端案例他将这种关系称之为“共生绞杀”，即在亲子关系、亲密关系中，因为缺乏边界意识，两者互相依赖又互相伤害的关系。

“儿宝妈”的幕后推手现代精神分析心理学家艾瑞克·弗洛姆认为：“母爱的真正本质是关心孩子的成长，也就是说，希望孩子与自己分离”尹建莉表示，母亲必须容忍分离，且必须希望和支持孩子与自己分离在这一阶段，母爱成为一个至为困难的任务，它要求无私，要求能够给予一切。

一些母亲未能完成母爱的任务，而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多重因素更助推了“儿宝妈”这一角色的形成“首先是个人因素‘儿宝妈’的共同特征，是母亲的角色压过了女性的其他角色”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陈祉妍说，这类女性的愿望和感情不是通过自己的生活，而是通过孩子去实现和满足。

她们对母亲角色的本身认知也存在偏差，认识不到孩子和自己是两个独立、彼此不相依附的个体，一直处于对孩子依赖的状态“儿宝妈”甚至会合理化这种行为——不是我不想放手，而是孩子离不开我事实上，被孩子需要的感觉才是母亲获得价值感的来源。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来自家庭关系父亲角色的缺失，是家庭中出现“妈宝男”“儿宝妈”的重要因素西方有一种说法，一个人出生两次，第一次是作为婴儿来到世界，第二次是通过恋爱和结婚，用爱的力量去疗愈自己童年的创伤，并通过爱的力量重新组建家庭。

因此，家庭关系的“定海神针”应是夫妻关系在这一点上，中国一些家庭完成得并不出色：一旦有了孩子后，家庭内的重要次序迅速发生改变，孩子成了家庭的核心，母子关系成为家庭的关系核心武志红认为，此时，如果丈夫的心理功能发展得比较好，他会通过夫妻之间的沟通，想办法去应对这种变化;反之，他感觉到被抛弃了，就会“逃走”。

这样一来，母子之间进一步形成“联盟”，通过批判或无视来削弱父亲的存在和权威，将父亲角色排除在二人的沟通互动之外此外，“儿宝妈”的出现还有诸多社会因素关系心理学家胡慎之曾表示，每一段亲子关系背后，都有上一代的影子。

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等历史原因，亲子关系是否健康并不很受关注和重视“儿宝妈”培养出“妈宝男”，是因为她们可能是上一代这种关系模式的受害者，而又由于自己很难意识到问题所在，导致上一代的心理创伤代际传递到下一代。

完成一场“得体的退出”尹建莉认为，强烈的母爱不是对孩子恒久的占有，而应是一场得体的退出要减少或防止这种现象，首先要正视“分离”尹建莉认为，所谓“分离”并不是放弃对孩子的关爱，而是调整关爱的方式“成长和分离可以理解为是对同一件事情的主次描述，成长说的是孩子的变化，分离说的是围绕这种变化母亲要做的角色重要性的调整。

母亲对孩子生活的参与度逐步递减，角色范围一点点缩小，这样才能给孩子的生活腾挪出空间”二是善用“关注”家庭教育中，母亲的过度关注是“欲爱之，却害之”的典型专家认为，关注孩子的关键是把握好度，建立有边界感的亲子关系，从内心真正认可孩子，即便经验和能力不足也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

同时，作为母亲应予以自身更多关注“给孩子最好的示范是，拥有自己的社会角色”三是让父母共担教子责任父母需要相互配合，防止一方身份缺失当孩子需要完成与母亲的心理分离时，父亲角色极其重要的价值就是能够撑开亲子关系，如此，才能实现稳定和谐的亲子氛围，建构起一个健康稳定的家庭三角关系。

（刊于《半月谈》2021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