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金银资源，促成了“康乾盛世”；日本拥有远东最大规模的金银矿藏，以及优质铜材，所以日本时常敢对明、清采取桀骜不驯的姿态 清代前叶有一本介绍日本的专著《东倭考》，书中提到中国商品在日本的暴利，所谓“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可易得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二”。

也就是说，中国货物到日本可换回五倍的利润，再用这购买日本货物回国，又能再换回100%的利润 要知道，大航海时代的欧洲“海上马车夫”们穿梭与亚欧之间搞香料贸易，也不过百分之四百的利润而中国商船只需去日本一来一回，能赚到十倍的暴利！。

当然，利润如此丰厚，一方面是明清时代的中国制造业、农产品对日本占压倒优势，所以中国货是日本朝野无可抵拒的美物，另一方面，这也是日本幕府独特的外交政策所致日本幕府实行海禁政策，日本商人不能出海贸易，只许清朝和荷兰商船来日交易，其他外国一律不许入境。

即使是清、荷这两家，每年的交易量、交易场所、交易内容也受到日本严格管制日本所以敢采取这种不怕你不来的牛逼姿态，就是仗着手里有资源 清、荷商队，面对贵金属诱惑，非常害怕被拒绝贸易，日本幕府很享受这种高压姿态，为了加大威慑，还采取了“

信牌制”，也就是根据清、荷商船的表现，决定是否发给来年准许贸易的凭证，也就是信牌这尤其令中外商队们诚惶诚恐，甚至挖空心思讨好日本，以至在日方授意下，秘密提供敏感的军事、战备情报比如康熙亲征噶尔丹的乌兰布通之战

，直到今天，我们大多数人还以为清军大捷，康熙岱帝如何神武英明反倒是日本，当时就掌握了八旗伤亡惨重、苦战难胜的内情（见《唐船风说书》）更危险的是，清商还按日本非分之求，秘密夹带战马、兵书和军事人才赴日，向日方传授武技。

但另一方面，幕府当然清楚，所谓的“信牌威慑”只能建立在超大利润的基础上，没有暴利，人家凭啥捧你臭脚？所以幕府当局刻意压低日本产品售价，甚至不惜赔本赚吆喝 咱中华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经济往来一直“要面子不要里子”，也就是所谓的“厚往薄来”。

明清尤其讲究天朝虚荣，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大把撒银子给外邦，只图个上国的脸面但唯独清朝对日本，罕见的，也多少有些无奈的“输了面子，赢了里子”，只用多余的生丝、砂糖、瓷器、药材，就能换到在内地想像不到的巨额贵金属，任谁也不能不心动。

特别是铜清朝前叶，铜钱紧缺，因为没有那么多制钱的铜料据今天学者严中平的推算，康熙年间，仅仅“宝泉”、“宝源”两大官营铸币局一年就需采购铜料440多万斤，而云南铜产量一年不到40万斤，巨大的缺口如何填补？。

而日本铜不仅产量多、成色好，且价格低贱日本当局为了确保贸易威慑力，也坐视它珍贵的真金白银和黄铜以微利甚至亏本价销售每100斤铜在日本国内市场价尚要92文银钱，而卖给清商才104文，考虑到从矿场到长崎港的高昂运力，几乎是亏本的。

即使后来铜产量下降，铜价大涨后，在日本商界压力下，幕府也只将出口价定到112文对比清朝的价格，同样一两白银，在清朝市场上只能换到四、五斤铜，而在日本，却能换八到九斤，这样的利润空间足以令清商们趋之若鹜日本的存在，从经济角度实现了清朝利益的最大化，不光解决铜材紧缺、通货不足的困难，还解决了产能过剩，就业不足的问题。

因为满清的屠杀暴行，江浙地区一直气象萧条，国家内需不足，元气不复康熙23年（1684年）康熙南巡，想一睹江南的繁荣富庶，结果颇为失望：“朕向闻江南财赋之地，今观市镇通衢，似觉充盈，乡村之饶、人情（皆）不及北方”

15年后，康熙第三次南巡，来到浙江，又发现浙江百姓困苦，“生计大不如前”而繁荣的对日贸易，对江浙工商业的重新繁荣拉动极大南浔、乌镇的丝织业，安亭、魏塘镇的棉纺业，江西景德镇的瓷业，特别是福建、台湾糖业的异军突起，它们的兴盛都与日本的需求关系密切。

江西樟树镇直到今天都是著名的药材集市，当年的发迹亦与清日贸易不无关系据日本长崎交易所的资料统计，仅仅顺治5年到康熙47年（1648－1708年）这60年间，日本外流黄金239万余两、白银3742余万两（贯），其中3分之2以上流入清朝。

而黄铜外流更是天文数字，据学者任鸿章统计，从1684年到1851年，就有3.3亿斤日本铜流入中国甚至还有人统计出11.1亿斤的（1663－1797见木宫彦泰《中日文化交流史》）清朝赚得盆满钵满，而每年所支付的，不过是几千到两万斤生丝，二三百万斤糖，和各类手工业产品，以低价货换回高价的贵货。

正如佚名《东倭考》说的那样，去一趟日本能赚五倍的高价虽说日本拒绝与满清官方往来，但满清皇帝们也乐得闷声发大财，谁也不多事日本毕竟只是岛国，如此让清朝三倍、五倍的获利，时间长了也不堪重负，贵金属产量不断暴跌，搞得日本国内发生通货恐慌。

著名政治家新井白石就觉得日本吃亏太大，在他看来，以不可再生之贵金属，换取中国生产过剩之消费品，只能令日本越来越穷“今后不出百年，我国财用尽竭，其事不待智者自明虽云每年各国有所生产，譬之于人，五谷之类犹如毛发，似无停止之时，五金之类则似骨骼，不复重生。

五谷地尚有肥瘠，年尚有丰歉五金则产地不多，开采常不得以我有用之材，易彼无用之物，非我国万世长策”（新井白石《折焚柴记》）随着日本贵金属资源的日渐枯竭，清日贸易也随之走向低谷但日本的贸易，确实对所谓的“康雍乾盛世”助力不少，特别是乾隆时期，清朝面临巨大的人口暴涨的压力，日本的巨大需求对于解决汉人的失业问题极有帮助。

当然，值得警惕的是，面对日本的利益诱饵，清朝商家们纷纷放弃底线，将国家军事情报、武器资料、兵书战策、战备物资甚至军事人才，私下秘密提供给日方，这绝对是应该吸取的一大历史教训更令人遗憾的是，明、清中国享受着日本如此巨大的贵金属资源，却没能在生产力上从量变衍生质变，孕育出资本主义和技术革命，反倒在清朝因徇守旧的政治下，一步步走向日落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