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京师名称的由来：京师是一个王朝的首都的称呼，京师最早出于《诗·大雅·公刘》：“ 京师之野，于时处处”，这里的京师是指今陕西省凤翔、旬邑一带周人的政治中心，又说“京”是山的名称，“师”是水的名称，《公羊传·桓公九年》：“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

”，至多到西汉时期，京师已经成了国家首都的统称，如西汉的长安为首都，被称为京师，东汉时期实行西京长安、东京洛阳两京制度，但是洛阳被称为京师事实上，从西周开始，大王朝一般都实行多都制度，或者多京制度，两京制度，但都是一主多副形式，实质就是陪都制度。

虽然一个王朝根据方位，都城被称为西京、东京、南京、北京等，或者直接俗称如长安、洛阳、开封、北平，但是被称为京师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个朝代的首都再如北宋时期，有东京开封、还有西京、南京、北京大名府，但是只有开封被称为京师。

明代建立后，朱元璋建都南京，南京是京师，朱棣迁都北京后，颁布诏书，定北京为“京师”，原京师（南京）为南京，显然就是只有王朝的首都才能叫京师二、隋唐时期的京师同样，隋唐时期，也实行多京制度，比如除了首都长安外，还有东都洛阳（短暂也被称为东京）、北都太原（短暂也被称为北京），甚至凤翔、成都也一度成为唐代的西京和南京，但是京师却只有长安。

《旧唐书-地理志一》作为官方地理名词专章，基本上照抄唐代实录而成，对唐代京师定义已经非常明确了，《旧唐书卷三十八·志第十八·地理一》：“京师 ，秦之咸阳，汉之长安也隋开皇二年，自汉长安故城东南移二十里置新都，今京师是也。

城东西十八里一百五十步，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说明唐代的京师长安的首都地位除了正史地理志对长安京师的定位 ，笔者也翻遍《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大唐六典》《 唐会要》《通典》等等唐代正史，“京师”一词出现上万次，都很明确的指向长安。

三、对几条史料的辨析有人抛开官方地理志对唐代京师的定位，从上万条“京师”的史料中摘取其中的几处，似乎提到了当时的东都洛阳，于是不加分析，说洛阳也能称呼京师，实事是这样吗？难道是正史的作者把这几条写错了？我们稍加分析这几条史料：

洛阳在隋唐最主要的称谓就是“东都”，其他什么东京等名称时间很短，其“京城”的称呼在隋唐三百多年中只有武周15年偶尔有此称呼，但实际是武周的京城，隋唐的京城一直是长安，从来没有变过，而京师则在隋唐时期一直指长安，即便武周15年期间，长安也被称为京师。

我们抛开正史官方定义的京师不说，正史上万条“京师”明确指长安的不说，就单单分析下以下这几条，看看这几条中被掐头去尾的“京师”是不是指洛阳？（1）《旧唐书·列传·卷四十一》：“臣闻京师喧喧，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范矫托佛 教，诡惑后妃，故得出入禁闱，挠乱时政。

”（彦范上奏中宗）这件史料记载的是中宗刚复辟时期，但如果稍加推断，则一目了然。史料分析：综合史料，其逻辑关系清清楚楚。

（2）《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四》：“冬，十月，命唐休璟留守京师癸亥，上幸龙门；乙丑，猎于新安而还”（唐中宗游龙门）史料分析：唐代皇帝在京师长安，一般设置东都留守，皇帝东巡洛阳，则设置京师留守，这里显然是唐中宗游东都洛阳。

龙门石窟，命唐休璟留守京师长安，皇帝就在洛阳，还要设置洛阳留守？这里的京师显然是长安（3）《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四》：“今天命惟新，而诸武封建如旧，并居京师，开辟以来未有斯理”（敬晖上奏唐中宗）史料分析：唐中宗复辟大唐以后，废除了武周神都的称号，降为东都，并在神龙二年护送则天灵柩返京长安，这条史料说的就是天命惟新，唐朝已经复辟了，但是武家的人在长安还和在武周洛阳一样“封建如旧”，联系上下文京师所指，这里的京师断然不可能从长安又指向洛阳了。

（4）《旧唐书·东夷传·百济》：“显庆五年，命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统兵讨之，大破其国虏义慈及太子隆、小王孝演、伪将五十八人等送于京师，上责而宥之”（唐高宗诏释百济国王）《旧唐书本纪四》：“冬十月丙子，代国夫人杨氏改荣国夫人，品第一，位在王公母妻之上。

十一月戊戌朔，邢国公苏定方献百济王扶余义慈、太子隆等五十八人俘于则天门，责而宥之乙卯，狩于许、郑之郊十二月己卯，至自许州”史料分析：这条史料很有诱惑性，但是仔细勘察上下文就知道，原文章完全是掐头去尾，原文是：“显庆五年，命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统兵讨之，大破其国。

虏义慈及太子隆、小王孝演、伪将五十八人等送于京师，上责而宥之其国旧分为五部，统郡三十七，城二百，户七十六万至是乃以其地分置熊津、马韩、东明等五都督府，各统州县，立其酋渠为都督、刺史及县令命右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总兵以镇之。

义慈事亲以孝行闻，友于兄弟，时人号"海东曾、闵"及至京，数日而卒”显庆五年，唐高宗东巡洛阳，苏定方俘虏义慈，唐高宗在洛阳则天门宽宥了他们，但是这里的“送于京师”是不是送到洛阳呢？显然不是，因为高宗在洛阳赦免以后，后面接着就是“及至京，数日而卒。

”（此条史料和开元十九年张九龄“杀安禄山”那条史料同类型，皇帝东巡洛阳，一般由皇太子或者宰相监国，当时虽然玄宗在洛阳，但是安禄山依旧被送京师长安处置），1）显然这里的送至京师，是送往京师长安，，因为后面接着就是“及至京”，一个人不可能两次同一时间“至京”。

2）“及至京，数日而卒”是不是说义慈刚到洛阳被赦免几天后就死了呢？显然也不是，《旧唐书》：“及至京，数日而卒赠金紫光禄大夫、卫尉卿”《新唐书》：“九月，定方以所俘见，诏释不诛义慈病死，赠卫尉卿，许旧臣赴临，诏葬孙皓、陈叔宝墓左，授隆司稼卿。

”可知，义慈死后，唐朝授予他的儿子太子隆司稼卿，司稼卿是司稼寺首长，属于中央九卿之一，龙朔二年改司农寺为司稼寺（咸亨初又复原），可知，义慈的死亡时间是在龙朔二年左右以及以后，这与唐高宗在洛阳赦免他们已经过了大概一年多左右，高宗在洛阳赦免义慈是在显庆六年十一月，而还京是在龙朔二年三月，四月到京师，可见义慈是跟随高宗返回京师长安后三天去世的。

3）此外，此次一起被唐军俘虏的百济将领祢植、祢蹇都有墓志出土，在被俘虏后随高宗一起返长安，侍卫京师4)义慈以后，高宗令“送就孙皓、陈叔宝墓侧葬之，并为竖碑”显然也是从长安送洛阳安葬，同理这里的“送”也恰好印证前文中“送京师”是远距离的事由安排。

将他和两个亡国之君葬一起，也有特定意义很显然，苏定方俘虏义慈后，送往京师长安，这时候高宗正好东巡洛阳，于是在洛阳则天门赦免了他们，到了一年多后，高宗西返京师，于是跟随高宗一起西返，到了长安几天后便死了（参考资料：《华夏考古》

李之龙 《跋唐扶余隆墓志文》）（《东北史地》董延寿；赵振华 《洛阳、鲁山、西安出土的唐代百济人墓志探索》）（5）《全唐文·卷二十》：“咸雒京师，建都惟旧”（唐玄宗《幸东都制》）《唐会要·卷十六》：“今国家定周秦之两地，为东西之两宅。

辟九衢而立宫阙，设百官而严拱卫取法元象，号为京师”史料分析：这两条史料，实际是同一类型，这可能 是上万条史料中唯一能挂上边的，但是很显然，这里并不是说洛阳就是京师，而是放在了长安后面，实际意思和长安洛阳两京，或者“东西两京”“南北两京”一样的意思，实际作用就是古文行文方便，虽然都是两京，但是显然是有主次区分的。

“咸雒京师，建都惟旧”说的是咸阳（长安的代指）洛阳两京，国家建都还是要遵循旧例，这里指的是历史上，过去的建都旧例，并不是指唐朝把洛阳定位为京师《唐会要·卷十六》中的那条史料，乍一看，信誓旦旦的样子，好像是官方定义，实际却不是，翻下《旧唐书卷二十六·志第六·礼仪六》就知道，这是唐武宗时期（安史之乱后唐朝一百五十年皇帝再无东巡洛阳）朝廷关于是否要在洛阳立庙的一次朝廷议论，原文非常长，十几个大臣大家吵吵闹闹争执不下，有的说要循周汉故事，两京都设宗庙，有的说只能在京师设置，东都不设。

此句只是其中一位博士的廷议议论中的一句话而已　史料原文：......工部尚书薛元赏等议：“谨按《礼祭义》曰："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礼记》云："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是知王者建邦设都，夫圣王建社以厚本，立庙以尊祖，所以京邑必有宗社。

今国家定周、秦之两地，为东西之两宅，辟九衢而立宫阙，设百司而严拱卫，取法玄象，号为京师既严帝宅，难虚神位，若无宗庙，何谓皇都？然依人者神，在诚者祀，诚非外至，必由中出，理合亲敬，用交神明位宜存于两都，庙可偕立；诚难专于二祭，主不并设。

”这只是在唐武宗时期，大臣的一次廷议，讨论的就是要不要在东都洛阳立宗庙的事情，其中薛元赏奏议所说，意思说洛阳和长安一样，都可以号（有宣称之意）京师而立庙，此句显然是刻意人为抬高洛阳的地位，以议论洛阳也可以和京师一样设置宗庙，以期待皇帝采纳，此为一人之言，与官方定义的京师称号八竿子打不着，也不是什么别称、俗称。

并且朝廷最后决定在洛阳立庙时，唐武宗驾崩，所以也就不了了之了总之，前面说了，正史中官方定义的京师是长安，史料中京师出现几万次都明确指向长安，唯有这五条有部分人当成了洛阳在唐朝也可以称为京师的论据，也可以说是贻笑大方。

正史的作者不至于上万条“京师”史料，偏偏把这几条京师指向了洛阳，想想也是不可思议京师，实则是一个朝代首都的象征，古代每个朝代可以有多个都，多个京，但只有一个京师。